当一个人深受抑郁或焦虑折磨而去就医时，很可能会被告知：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出了问题，它无法产生某些必要的化学物质，你需要通过吃药来帮助大脑恢复正常。在我十几岁去就医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十多年来，我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在服药，因为我渴望得到拯救。每当我加大剂量时，这些药物都会给我带来暂时的好转，可随后痛苦又重新席卷而来。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时间里，我服用了最大药量。我虽然在服药，可仍然深受抑郁的折磨，于是，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不行，我必须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我如此渴望知道答案，我花了三年时间在剑桥大学接受社会科学培训，研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抑郁和焦虑，以及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我被自己学到的许多东西吓了一跳。首先，我对药物的反应不是反常的，而是再正常不过的。
研究结果表明，睡眠模式的改变对抑郁的改善效果明显好于化学抗抑郁药。药物会在短时间内缓解抑郁症状，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不足以摆脱抑郁症。于是，我明白了给抑郁及焦虑的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很重要。我想知道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除此之外，我吃惊地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抑郁症是由大脑的化学物质失衡所引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研究正在逐渐揭示抑郁和焦虑有九大主要形成因素，两个是生物性的，另外七个并非生物性的。这些因素完全不同，它们在抑郁焦虑者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更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来一直在警醒我们要解决形成抑郁症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九个成因差异很大，也是我调查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以来对抑郁症是大脑问题的观点深信不疑。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遇到杰出的科学家文森特·费利蒂博士，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抑郁症的成因并非“大脑出问题”这么简单。
费利蒂博士的研究突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几乎是偶然发生的。他的那次经历乍听起来似乎和抑郁症没有太大关系，但值得我们认真聆听，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启发。
当病人第一次来到费利蒂的办公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法正常从门口进去，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胖了！也正因如此，他们被分配到他的诊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费利蒂受医疗供应商凯撒集团委托，研究如何真正解决这些人的肥胖问题。费利蒂博士带领团队一切从零开始，竭尽全力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
一天，费利蒂想出了一个疯狂而又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严重超重的人仅仅停止进食，靠他们在体内积累的脂肪储备生活，在专业监控下服用营养补充剂，直到他们降到正常体重，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
他带领团队谨慎地尝试着，在大量的医疗监控下，令人吃惊的结果出现了：患者不断减重，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效果之明显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后来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些患者减重效果特别明显，医疗团队以及患者的朋友们本以为他们会开心，谁曾想那些做得最好的人却往往会陷入巨大的沮丧、恐慌或愤怒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杀了。别看他们身材壮硕，可他们的内心时常感到难以置信的脆弱。他们经常从项目中逃跑，狼吞虎咽地吃快餐，然后很快就把体重恢复到了原来模样。
费利蒂为此深感困惑。直到他后来遇到一个28岁的女人，和她进行深入交谈后，才终于解开了谜团。在51周内，费利蒂帮她从408磅减到了132磅。然而，她在之后的几周内体重突然就增加了37磅，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多长时间，她的体重就又恢复到400磅以上了。
费利蒂温和地和她沟通，探讨到底在减肥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导致其体重陡然回升。一开始，两个人看上去似乎都很困惑。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她谈到了一件事：在她肥胖的时候，从来没有男性对她感兴趣。可自从体重减到正常水平，竟然有男人向她求婚了，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很害怕，就逃跑了，随即出现了强迫性饮食，无法停止。
费利蒂问了她一个自己以前从没问过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她回忆了一下，答道：“11岁的时候”“11岁的时候，你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什么吗？”“嗯，”她犹豫后回答道：“那段时间，正是我祖父开始强奸我的时候。”
费利蒂与183名参与该项目的人交谈后发现，55%的人曾遭受过性虐待。一位妇女说：“我在被强奸后体重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我对肥胖不在乎了，而且这也正是我需要的方式。”
事实证明，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使自己肥胖，是出于一个无意识的原因：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男人注意，因为男人会伤害她们。
费利蒂突然意识到：我们所认为严重的肥胖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用来解决不为他人所知的问题的常用手段。
这一发现促使费利蒂发起了一个大规模项目，研究关于各种童年创伤对我们成年后的影响。他对圣迭戈的17000名普通病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病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一般的医疗保健——从头痛到腿伤。问卷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你小时候，是否遭遇过这10件坏事，比如被忽视，或者受到情感虐待等。然后会问你是否有这10个心理问题，如肥胖、抑郁或上瘾。他想知道早期经历的创伤和成人后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儿童期创伤导致了成年期抑郁症爆发的高风险。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历过7类创伤性事件，其成年后自杀的可能性要高出3100%，注射毒品的可能性要高出4000%。
在和费利蒂医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深入的交谈后，我浑身颤抖着走到圣地亚哥的海滩上，向着大海吐了几次口水。这次交谈迫使我不得不思考我本不想面对的和抑郁症有关的经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妈妈病了，爸爸当时在国外，没有家人的照顾和保护，我经历了一些来自成年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我被人用电线死死勒住等一些重大伤害事件。我试着把这些记忆封存起来，深藏于脑海，不让它们出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
为何这么多在童年期经历过暴力的人有着类似的感受？为何这些感受会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肥胖、成瘾或自杀？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尽管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来证实，但我还是想介绍下我的一个发现。
“如果这是你的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主宰者。”
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你的环境。你无法离开，也无法强迫别人停止对你的伤害。那么，你有两个选择：1.你可以向自己承认你是无能为力的。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受到严重伤害，而你对此无能为力。2.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你的错。如果这样做，你实际上会获得一些力量——至少你的头脑会这么认为。如果这是你的错，那就意味着你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并非被动的，而是有掌控权的主宰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肥胖保护了一些女人不被她们所恐惧的男人强奸一样，怪罪于自己的童年创伤，会避免你看到自己的脆弱。
但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你对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承认你应该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应该受到伤害，那他不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要受到同样的伤害。否则，还要人怎么活呢？这只是帮助你在早期可以存活下来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后来我发现还是费利蒂博士对我的帮助最大。当通过填写的问卷发现患者经历了童年创伤的时候，费利蒂博士会让他们的医生在病人下次来治疗时，同他们讲：“我看到你小时候有过一些糟糕的经历，很抱歉发生在你身上，你想谈谈吗？”
费利蒂想看看能否通过让患者和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威人物讨论这些创伤，并且被告知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有助于释放患者的耻辱感。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仅仅只是讨论创伤就足以使日后患病的几率大大下降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患者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下降了35%，对于那些得到更深入帮助的人来说，下降了50%以上。一位老妇人后来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问我那些问题……我原本担心直到死的时候，都没人知道我究竟经历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我意识到，释放耻辱感的行为本身就是治疗。所以，我开始向我信任的人谈论我早期的经历。他们不但没有嘲笑我，没有认为我很差劲，还表现出了对我的关爱，帮助我表达出对过往的悲痛之情。
“如果你发现你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那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当我听到我和费利蒂长时间谈话的录音时，我突然想到，倘若费利蒂和其他医生一样，告知患者是他们的大脑出了问题，才导致他们如此痛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服药，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形成自身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无法真正治愈。
我对抑郁和焦虑的调查研究越多，就越发现，抑郁焦虑同生活事件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脑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并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感到孤独，又无法依靠周围人的支持来改变，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认为你的未来没有保障，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许多人的抑郁可能和其生活状态及方式密切相关。当然，抑郁也和一些生物因素有关，比如你的基因，可能使你对那些影响更加敏感，但我觉得生理因素并非抑郁的最主要原因。
这让我找到了科学证据，证明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危机，而不能一味地依赖抗抑郁药。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避免把抑郁和焦虑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病理状态，或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患者的确很痛苦，但这种痛苦是有意义的，它并非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疾病发作，而是一种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回应。要处理抑郁症，你需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在我漫长的抑郁经历及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抗抑郁药”，一种消除病因，而不是单纯减轻症状的“抗抑郁药”——从释放你的耻辱感开始。
一天，费利蒂博士的同事罗伯特·安达博士告诉了我一些我一直在思考的事：当人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毁灭性时，是时候停止问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应该问问他们“经历了什么。”
当一个人深受抑郁或焦虑折磨而去就医时，很可能会被告知：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出了问题，它无法产生某些必要的化学物质，你需要通过吃药来帮助大脑恢复正常。在我十几岁去就医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十多年来，我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在服药，因为我渴望得到拯救。每当我加大剂量时，这些药物都会给我带来暂时的好转，可随后痛苦又重新席卷而来。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时间里，我服用了最大药量。我虽然在服药，可仍然深受抑郁的折磨，于是，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不行，我必须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我如此渴望知道答案，我花了三年时间在剑桥大学接受社会科学培训，研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抑郁和焦虑，以及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我被自己学到的许多东西吓了一跳。首先，我对药物的反应不是反常的，而是再正常不过的。
研究结果表明，睡眠模式的改变对抑郁的改善效果明显好于化学抗抑郁药。药物会在短时间内缓解抑郁症状，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不足以摆脱抑郁症。于是，我明白了给抑郁及焦虑的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很重要。我想知道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除此之外，我吃惊地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抑郁症是由大脑的化学物质失衡所引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研究正在逐渐揭示抑郁和焦虑有九大主要形成因素，两个是生物性的，另外七个并非生物性的。这些因素完全不同，它们在抑郁焦虑者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更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来一直在警醒我们要解决形成抑郁症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九个成因差异很大，也是我调查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以来对抑郁症是大脑问题的观点深信不疑。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遇到杰出的科学家文森特·费利蒂博士，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抑郁症的成因并非“大脑出问题”这么简单。
费利蒂博士的研究突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几乎是偶然发生的。他的那次经历乍听起来似乎和抑郁症没有太大关系，但值得我们认真聆听，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启发。
当病人第一次来到费利蒂的办公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法正常从门口进去，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胖了！也正因如此，他们被分配到他的诊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费利蒂受医疗供应商凯撒集团委托，研究如何真正解决这些人的肥胖问题。费利蒂博士带领团队一切从零开始，竭尽全力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
一天，费利蒂想出了一个疯狂而又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严重超重的人仅仅停止进食，靠他们在体内积累的脂肪储备生活，在专业监控下服用营养补充剂，直到他们降到正常体重，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
他带领团队谨慎地尝试着，在大量的医疗监控下，令人吃惊的结果出现了：患者不断减重，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效果之明显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后来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些患者减重效果特别明显，医疗团队以及患者的朋友们本以为他们会开心，谁曾想那些做得最好的人却往往会陷入巨大的沮丧、恐慌或愤怒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杀了。别看他们身材壮硕，可他们的内心时常感到难以置信的脆弱。他们经常从项目中逃跑，狼吞虎咽地吃快餐，然后很快就把体重恢复到了原来模样。
费利蒂为此深感困惑。直到他后来遇到一个28岁的女人，和她进行深入交谈后，才终于解开了谜团。在51周内，费利蒂帮她从408磅减到了132磅。然而，她在之后的几周内体重突然就增加了37磅，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多长时间，她的体重就又恢复到400磅以上了。
费利蒂温和地和她沟通，探讨到底在减肥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导致其体重陡然回升。一开始，两个人看上去似乎都很困惑。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她谈到了一件事：在她肥胖的时候，从来没有男性对她感兴趣。可自从体重减到正常水平，竟然有男人向她求婚了，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很害怕，就逃跑了，随即出现了强迫性饮食，无法停止。
费利蒂问了她一个自己以前从没问过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她回忆了一下，答道：“11岁的时候”“11岁的时候，你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什么吗？”“嗯，”她犹豫后回答道：“那段时间，正是我祖父开始强奸我的时候。”
费利蒂与183名参与该项目的人交谈后发现，55%的人曾遭受过性虐待。一位妇女说：“我在被强奸后体重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我对肥胖不在乎了，而且这也正是我需要的方式。”
事实证明，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使自己肥胖，是出于一个无意识的原因：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男人注意，因为男人会伤害她们。
费利蒂突然意识到：我们所认为严重的肥胖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用来解决不为他人所知的问题的常用手段。
这一发现促使费利蒂发起了一个大规模项目，研究关于各种童年创伤对我们成年后的影响。他对圣迭戈的17000名普通病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病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一般的医疗保健——从头痛到腿伤。问卷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你小时候，是否遭遇过这10件坏事，比如被忽视，或者受到情感虐待等。然后会问你是否有这10个心理问题，如肥胖、抑郁或上瘾。他想知道早期经历的创伤和成人后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儿童期创伤导致了成年期抑郁症爆发的高风险。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历过7类创伤性事件，其成年后自杀的可能性要高出3100%，注射毒品的可能性要高出4000%。
在和费利蒂医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深入的交谈后，我浑身颤抖着走到圣地亚哥的海滩上，向着大海吐了几次口水。这次交谈迫使我不得不思考我本不想面对的和抑郁症有关的经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妈妈病了，爸爸当时在国外，没有家人的照顾和保护，我经历了一些来自成年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我被人用电线死死勒住等一些重大伤害事件。我试着把这些记忆封存起来，深藏于脑海，不让它们出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
为何这么多在童年期经历过暴力的人有着类似的感受？为何这些感受会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肥胖、成瘾或自杀？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尽管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来证实，但我还是想介绍下我的一个发现。
“如果这是你的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主宰者。”
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你的环境。你无法离开，也无法强迫别人停止对你的伤害。那么，你有两个选择：1.你可以向自己承认你是无能为力的。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受到严重伤害，而你对此无能为力。2.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你的错。如果这样做，你实际上会获得一些力量——至少你的头脑会这么认为。如果这是你的错，那就意味着你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并非被动的，而是有掌控权的主宰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肥胖保护了一些女人不被她们所恐惧的男人强奸一样，怪罪于自己的童年创伤，会避免你看到自己的脆弱。
但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你对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承认你应该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应该受到伤害，那他不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要受到同样的伤害。否则，还要人怎么活呢？这只是帮助你在早期可以存活下来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后来我发现还是费利蒂博士对我的帮助最大。当通过填写的问卷发现患者经历了童年创伤的时候，费利蒂博士会让他们的医生在病人下次来治疗时，同他们讲：“我看到你小时候有过一些糟糕的经历，很抱歉发生在你身上，你想谈谈吗？”
费利蒂想看看能否通过让患者和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威人物讨论这些创伤，并且被告知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有助于释放患者的耻辱感。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仅仅只是讨论创伤就足以使日后患病的几率大大下降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患者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下降了35%，对于那些得到更深入帮助的人来说，下降了50%以上。一位老妇人后来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问我那些问题……我原本担心直到死的时候，都没人知道我究竟经历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我意识到，释放耻辱感的行为本身就是治疗。所以，我开始向我信任的人谈论我早期的经历。他们不但没有嘲笑我，没有认为我很差劲，还表现出了对我的关爱，帮助我表达出对过往的悲痛之情。
“如果你发现你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那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当我听到我和费利蒂长时间谈话的录音时，我突然想到，倘若费利蒂和其他医生一样，告知患者是他们的大脑出了问题，才导致他们如此痛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服药，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形成自身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无法真正治愈。
我对抑郁和焦虑的调查研究越多，就越发现，抑郁焦虑同生活事件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脑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并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感到孤独，又无法依靠周围人的支持来改变，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认为你的未来没有保障，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许多人的抑郁可能和其生活状态及方式密切相关。当然，抑郁也和一些生物因素有关，比如你的基因，可能使你对那些影响更加敏感，但我觉得生理因素并非抑郁的最主要原因。
这让我找到了科学证据，证明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危机，而不能一味地依赖抗抑郁药。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避免把抑郁和焦虑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病理状态，或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患者的确很痛苦，但这种痛苦是有意义的，它并非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疾病发作，而是一种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回应。要处理抑郁症，你需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在我漫长的抑郁经历及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抗抑郁药”，一种消除病因，而不是单纯减轻症状的“抗抑郁药”——从释放你的耻辱感开始。
一天，费利蒂博士的同事罗伯特·安达博士告诉了我一些我一直在思考的事：当人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毁灭性时，是时候停止问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应该问问他们“经历了什么。”
当一个人深受抑郁或焦虑折磨而去就医时，很可能会被告知：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出了问题，它无法产生某些必要的化学物质，你需要通过吃药来帮助大脑恢复正常。在我十几岁去就医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十多年来，我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在服药，因为我渴望得到拯救。每当我加大剂量时，这些药物都会给我带来暂时的好转，可随后痛苦又重新席卷而来。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时间里，我服用了最大药量。我虽然在服药，可仍然深受抑郁的折磨，于是，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不行，我必须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我如此渴望知道答案，我花了三年时间在剑桥大学接受社会科学培训，研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抑郁和焦虑，以及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我被自己学到的许多东西吓了一跳。首先，我对药物的反应不是反常的，而是再正常不过的。
研究结果表明，睡眠模式的改变对抑郁的改善效果明显好于化学抗抑郁药。药物会在短时间内缓解抑郁症状，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不足以摆脱抑郁症。于是，我明白了给抑郁及焦虑的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很重要。我想知道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除此之外，我吃惊地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抑郁症是由大脑的化学物质失衡所引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研究正在逐渐揭示抑郁和焦虑有九大主要形成因素，两个是生物性的，另外七个并非生物性的。这些因素完全不同，它们在抑郁焦虑者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更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来一直在警醒我们要解决形成抑郁症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九个成因差异很大，也是我调查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以来对抑郁症是大脑问题的观点深信不疑。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遇到杰出的科学家文森特·费利蒂博士，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抑郁症的成因并非“大脑出问题”这么简单。
费利蒂博士的研究突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几乎是偶然发生的。他的那次经历乍听起来似乎和抑郁症没有太大关系，但值得我们认真聆听，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启发。
当病人第一次来到费利蒂的办公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法正常从门口进去，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胖了！也正因如此，他们被分配到他的诊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费利蒂受医疗供应商凯撒集团委托，研究如何真正解决这些人的肥胖问题。费利蒂博士带领团队一切从零开始，竭尽全力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
一天，费利蒂想出了一个疯狂而又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严重超重的人仅仅停止进食，靠他们在体内积累的脂肪储备生活，在专业监控下服用营养补充剂，直到他们降到正常体重，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
他带领团队谨慎地尝试着，在大量的医疗监控下，令人吃惊的结果出现了：患者不断减重，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效果之明显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后来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些患者减重效果特别明显，医疗团队以及患者的朋友们本以为他们会开心，谁曾想那些做得最好的人却往往会陷入巨大的沮丧、恐慌或愤怒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杀了。别看他们身材壮硕，可他们的内心时常感到难以置信的脆弱。他们经常从项目中逃跑，狼吞虎咽地吃快餐，然后很快就把体重恢复到了原来模样。
费利蒂为此深感困惑。直到他后来遇到一个28岁的女人，和她进行深入交谈后，才终于解开了谜团。在51周内，费利蒂帮她从408磅减到了132磅。然而，她在之后的几周内体重突然就增加了37磅，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多长时间，她的体重就又恢复到400磅以上了。
费利蒂温和地和她沟通，探讨到底在减肥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导致其体重陡然回升。一开始，两个人看上去似乎都很困惑。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她谈到了一件事：在她肥胖的时候，从来没有男性对她感兴趣。可自从体重减到正常水平，竟然有男人向她求婚了，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很害怕，就逃跑了，随即出现了强迫性饮食，无法停止。
费利蒂问了她一个自己以前从没问过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她回忆了一下，答道：“11岁的时候”“11岁的时候，你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什么吗？”“嗯，”她犹豫后回答道：“那段时间，正是我祖父开始强奸我的时候。”
费利蒂与183名参与该项目的人交谈后发现，55%的人曾遭受过性虐待。一位妇女说：“我在被强奸后体重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我对肥胖不在乎了，而且这也正是我需要的方式。”
事实证明，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使自己肥胖，是出于一个无意识的原因：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男人注意，因为男人会伤害她们。
费利蒂突然意识到：我们所认为严重的肥胖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用来解决不为他人所知的问题的常用手段。
这一发现促使费利蒂发起了一个大规模项目，研究关于各种童年创伤对我们成年后的影响。他对圣迭戈的17000名普通病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病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一般的医疗保健——从头痛到腿伤。问卷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你小时候，是否遭遇过这10件坏事，比如被忽视，或者受到情感虐待等。然后会问你是否有这10个心理问题，如肥胖、抑郁或上瘾。他想知道早期经历的创伤和成人后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儿童期创伤导致了成年期抑郁症爆发的高风险。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历过7类创伤性事件，其成年后自杀的可能性要高出3100%，注射毒品的可能性要高出4000%。
在和费利蒂医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深入的交谈后，我浑身颤抖着走到圣地亚哥的海滩上，向着大海吐了几次口水。这次交谈迫使我不得不思考我本不想面对的和抑郁症有关的经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妈妈病了，爸爸当时在国外，没有家人的照顾和保护，我经历了一些来自成年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我被人用电线死死勒住等一些重大伤害事件。我试着把这些记忆封存起来，深藏于脑海，不让它们出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
为何这么多在童年期经历过暴力的人有着类似的感受？为何这些感受会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肥胖、成瘾或自杀？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尽管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来证实，但我还是想介绍下我的一个发现。
“如果这是你的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主宰者。”
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你的环境。你无法离开，也无法强迫别人停止对你的伤害。那么，你有两个选择：1.你可以向自己承认你是无能为力的。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受到严重伤害，而你对此无能为力。2.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你的错。如果这样做，你实际上会获得一些力量——至少你的头脑会这么认为。如果这是你的错，那就意味着你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并非被动的，而是有掌控权的主宰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肥胖保护了一些女人不被她们所恐惧的男人强奸一样，怪罪于自己的童年创伤，会避免你看到自己的脆弱。
但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你对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承认你应该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应该受到伤害，那他不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要受到同样的伤害。否则，还要人怎么活呢？这只是帮助你在早期可以存活下来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后来我发现还是费利蒂博士对我的帮助最大。当通过填写的问卷发现患者经历了童年创伤的时候，费利蒂博士会让他们的医生在病人下次来治疗时，同他们讲：“我看到你小时候有过一些糟糕的经历，很抱歉发生在你身上，你想谈谈吗？”
费利蒂想看看能否通过让患者和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威人物讨论这些创伤，并且被告知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有助于释放患者的耻辱感。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仅仅只是讨论创伤就足以使日后患病的几率大大下降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患者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下降了35%，对于那些得到更深入帮助的人来说，下降了50%以上。一位老妇人后来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问我那些问题……我原本担心直到死的时候，都没人知道我究竟经历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我意识到，释放耻辱感的行为本身就是治疗。所以，我开始向我信任的人谈论我早期的经历。他们不但没有嘲笑我，没有认为我很差劲，还表现出了对我的关爱，帮助我表达出对过往的悲痛之情。
“如果你发现你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那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当我听到我和费利蒂长时间谈话的录音时，我突然想到，倘若费利蒂和其他医生一样，告知患者是他们的大脑出了问题，才导致他们如此痛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服药，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形成自身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无法真正治愈。
我对抑郁和焦虑的调查研究越多，就越发现，抑郁焦虑同生活事件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脑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并且你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感到孤独，又无法依靠周围人的支持来改变，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如果你认为你的未来没有保障，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许多人的抑郁可能和其生活状态及方式密切相关。当然，抑郁也和一些生物因素有关，比如你的基因，可能使你对那些影响更加敏感，但我觉得生理因素并非抑郁的最主要原因。
这让我找到了科学证据，证明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危机，而不能一味地依赖抗抑郁药。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避免把抑郁和焦虑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病理状态，或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患者的确很痛苦，但这种痛苦是有意义的，它并非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疾病发作，而是一种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回应。要处理抑郁症，你需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在我漫长的抑郁经历及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抗抑郁药”，一种消除病因，而不是单纯减轻症状的“抗抑郁药”——从释放你的耻辱感开始。
一天，费利蒂博士的同事罗伯特·安达博士告诉了我一些我一直在思考的事：当人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毁灭性时，是时候停止问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应该问问他们“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