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的认识论取向
我们有必要从团体分析认识论取向的背景去理解福克斯的临床视角。在《大团体的问题》（Foulkes，1975）一文中，福克斯提出，“我们不能将生物、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割裂开来，除非进行特殊的抽象提取”。“精神世界，”他说，“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表达，既可以水平地看，正如严格意义上目前的现实环境，也可以从与过去的传承关系中垂直地看。”福克斯重述了戈尔茨坦认识论的观点，即他在《团体分析性心理治疗导论》（Foulkes，1948）一书中阐述过的，“过去对内部和外部世界、体质和环境、个体和社会、幻想和现实、身体和心灵等的对立并列是站不住脚的”。对福克斯来说，这些对立并列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们是一种依然不为所有确凿知识所了解的潜在的生命过程（就好像康德的物自身，物自身本身是不可知的），这种并列关系并非实质性的，而是一种“人为的、尽管看似合理的抽象”。这是戈尔茨坦留给福克斯的认识论遗产的精华。我在别处（Nitzgen，2010）也已指出，这一遗产同时反映了戈尔茨坦的堂兄弟、哲学家恩斯特·卡西雷尔的影响，他影响了福克斯的全部临床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使福克斯的思想向人类心理的团体分析理论这一未完成的项目发展着（Foulkes，2003）。
福克斯很可能也受到了贝恩菲尔德工作的影响。作为安娜·弗洛伊德内部圈子中具有影响力的成员，贝恩菲尔德是一位社会主义理想和观念的强力支持者，并且是以精神分析为背景的教育的开拓者。1925年，他去了柏林，继续推进他对精神分析和教育的研究。（福克斯（1968）在自传笔记中提到，当自己到达维也纳时，贝恩菲尔德“已前往柏林了”。）1929年，贝恩菲尔德发表了一篇论文，讲的是“社会定位”在理解“神经症、贫乏和教育”中的相关性。虽然福克斯并未在其著作中提及此文章，然而他非常有可能在1928～1930年的维也纳精神分析训练中了解到了文章的内容，贝恩菲尔德在1922～1925年曾是那里的教学成员。贝恩菲尔德的文章是20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持续对话的一部分（Bernfeld，Reich，Jurinetz，1970）。虽然贝恩菲尔德承认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正确性，但他认为驱力的“变化”（Freud，1915c）受其起源所在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生物因素。因此，他觉得“正常和病理机制”的确存在“历史性因素”，“我们可以从社会定位的视角继续研究精神过程的历史因素以及社会塑造”（1929）。对贝恩菲尔德来说，神经症的社会定位概念在临床精神分析（Bernfeld，1931）和教育（Bernfeld，1935）中都是有用的。从语言上来看，很有趣的是，他最初使用的德语表达是“der sozialeOrt”，这在英语中既可以翻译成“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也可以翻译成“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
贝恩菲尔德的概念并非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福克斯的唯一途径。1930年从维也纳搬回法兰克福之后，福克斯住得离社会研究所很近，他的思想也受到了社会研究所工作的吸引。当时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就坐落在社会研究所里面（Schivelbusch，1982）。福克斯负责其门诊部，直到他1933年搬走。性格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关于“权威和家庭”的实证研究（Fromm，1936）成为精神分析关注的焦点，当时精神分析已从关注症状转向关注性格形成（cf.Freud，1908b）。性格形成的经典精神分析模式（冲动-冲突-防御-症状/性格），得到了另一种更具社会取向的模式的补充（社会-冲突-适应-性格）（Hoffmann，1984）。后一模式与弗洛姆（1932）的精神分析观点及其对“独裁主义者”或者“独裁主义者-受虐”性格（Fromm，1936）的描述密切相关。相比于将性格形成理解为“Triebschicksal”，即“驱力的变化”（Freud，1915c），弗洛姆的阐述侧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亦即基于潜意识的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以及权力组织来进行理解。事实上，弗洛姆后来彻底停止使用力比多理论了。
在经典精神分析师中，是费尼谢尔将弗洛伊德的起源学观点、自我心理学的理论，以及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这三者结合起来的。对费尼谢尔来说，“人类的性格是由社会决定的”（Fenichel，1945）。就像在他之前的贝恩菲尔德一样，费尼谢尔强调说：“不同的社会重视不同的价值观，应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从而会创造出不同的异常现象。”与弗洛姆不同的是，费尼谢尔认为性格的形成源于内在需求与外在限制。他写道：
性格，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模式，平衡着内在需求和外在世界的任务，必然是人格中稳定的、有组织的、整合的部分（亦即自我）的一种功能……（1945）
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团体分析师，福克斯重申了上述费尼谢尔的观点，他说，“承认人的社会性这一基本属性，并不是否认或者削弱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对福克斯起到另一决定性影响的是埃里克·埃里克森（Homburger-Erikson）的工作，他当时和福克斯一样在维也纳受训。在他的第一本书中，福克斯广泛地引用了埃里克·埃里克森（1946）的论文《自我发展和历史转变》，认为它对确立“社会影响的基本性质”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做出了“显著贡献”（Foulkes，1948）。他特别赞同埃里克森修改的精神分析治疗目标。1946年，埃里克森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个体对神经症的克服从他能够接受自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必然性的那一刻开始”（Foulkes，1983（1948））。据此，精神分析治疗不再局限于“增加本我的流动性、超我的忍受力和自我的综合力”，同时还包括分析“个体的自我-身份与在其儿童成长环境中占主要地位的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Foulkes，1948）。从贝恩菲尔德、埃里克森、弗洛姆和费尼谢尔对精神分析贡献的背景来看，“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可以被视为对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性格形成以及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社会定位的争论的一种贡献，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延伸。
虽然团体分析牢牢扎根于精神分析的土壤之中，但是团体分析也深受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在谈及“社会学分析”或“社会分析”作为团体分析发展的三种形成性影响力量之一时，福克斯承认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影响，他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诊断》（Foulkes，1990（1946）；参考Mannheim，1943）一书中使用了“团体分析”这个术语。然而，在《团体分析性心理治疗导论》这本书中，福克斯特别提到了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工作。在其对埃利亚斯（1938）的《文明的进程》一书进行回顾时，福克斯（1938）是这样总结他的观点的：个体“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是这张网中的一个小的节点，只有在人为的情况下才能孤立地看待”（1983（1948））。在这一简短的总结中，福克斯采用了埃利亚斯于1939年首次提出的社会作为“网络”的这一提法。虽然埃利亚斯自己并没有使用“社会潜意识”的术语，但这隐含于他的社会学理论中：首先，作为他的文明进程及其瓦解与整合的整体视角的一部分；后来，隐含在他提出的由特定社会“定形”而成的个体“习性”（habitus）的概念中，正如他在《德国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从1973年开始的自传笔记中，福克斯承认他“从他研究社会学的朋友处”学到了很多东西（Foulkes，1990（1973）），这里指的主要就是诺伯特·埃利亚斯。此外，福克斯与安东尼合著的书（Foulkes & Anthony，1984（1957））中提到了另一个在社会学方面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弗兰茨·博克瑙（Franz Borkenau），尽管没具体谈到其贡献的性质。博克瑙于1900年生于维也纳，他还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福克斯就认识他了。除了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博克瑙还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成员，并且因其所著的一本有关从封建世界观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的书（1934）而出名。和福克斯一样，他于1933年搬离德国，先到维也纳，然后是巴黎，最后在1934年初到了英国。他在伦敦经济学院马林诺夫斯基研讨班学习到了1935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帮助下，他在巴拿马获得了短期教职。回到伦敦后不久，博克瑙去了西班牙，在那里成为一名自由记者。时至今日，他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仍是了解西班牙内战的关键作品。博克瑙在给伦敦经济学院的个人简历中总结了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研讨班上的收获：“我深信，将历史和田野工作结合起来是理解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法，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这样做。”他首先将此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评估西班牙发生的事件，并且以关于西班牙人“心态”的一章作为他书的结尾。博克瑙的第二任妻子露西·巴尔加斯，当时在巴黎与吕西安·费尔夫和马克·布洛克一起工作，后两位是著名的年鉴学派创始人（Schöttler，1994，1996），博克瑙也跟她讨论了心态的问题。巴尔加斯曾在维也纳跟随艾尔弗雷德·多普施学习，是首先将从马林诺夫斯基（她认识）处学来的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学家之一。由此，她不仅将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现象，还将其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就像创造出这个术语的埃里克·沃格林一样（Voegelin，1938），巴尔加斯逐渐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宗教”。即便在1936年他们离婚以后，博克瑙依然受她观点的影响。我们可从他关于文化循环的最后一本书（Borkenau，1981）中找到此种影响的诸多痕迹。不过，博克瑙对福克斯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依然有些模糊。福克斯并没有将社会人类学特别列入社会潜意识概念发展的相关因素。然而，他提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工作是他在诺斯菲尔德工作时的灵感来源（1948）。最后他引述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原始心理中的神话”的论文（1926），重申了其关于神话对社会的必要功能的观点：
神话不仅仅是被讲述的故事，而且是曾经的现实。神话在原始文化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停滞的故事，而是积极运行的活跃力量。（Malinowski，引自Foulkes，1948）
因此，福克斯称“团体情境——某一社会环境中的人类集合体，是研究团体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个体的最佳场所，生动而直接”。而且，福克斯承认马林诺夫斯基对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还包括临床实践。“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从‘扶手椅上的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到‘野外的人类学’（Open Air Anthropology）的转向，”福克斯说道，“完全符合我在诺斯菲尔德的发展轨迹，远离咨询室里的精神病学，进入活生生的‘野外’的精神病学，进入一个战士的生活、他的军队神话，及其‘神经症’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这揭示了福克斯是如何看待他在诺斯菲尔德军队医院的工作的。他的角色和任务类似于处在外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人类学家，进行着民族志学者或者是“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的工作。福克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也向福克斯和刘易斯最初称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引入了非荣格的元素，荣格常将这个概念用于神话和神话学中。福克斯知道恩斯特·琼斯和马林诺夫斯基之间关于琼斯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家庭情结之间的争论，福克斯和埃利亚斯很可能也已讨论过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霍珀（在私人会谈中）报告说福克斯鼓励他在伦敦团体分析协会的第一期资格课程中教授这一内容。
福克斯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理论层面上阐述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团体分析师，福克斯同样渴望能够发展“一种在团体和类似团体的社会系统中进入潜意识社会过程的方法，并且设计其‘技术工具’”（Foulkes，1971）。对福克斯来说，最基本的工具便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法。他写道，“对于被压抑的潜意识的翻译，基本工具是自由联想；也就是说，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与病人头脑中的一切进行交流”（Foulkes & Anthony，1984（1957））。然而，在团体分析性团体中，他写道，“我们想要的是在审查减少的情况下的交流方法”。对福克斯来说，“审查”的减少，不仅可应用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被压抑的潜意识，还可应用于社会潜意识。“这种减少的审查，”他声称，“必然同样可以应用于病人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领导者的关系。”按照福克斯的说法，“这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使我们能够接近可被称为社会潜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关系通常是不会呈现出来的，或者根本就没被意识到的”。可见，减少的审查是翻译被压抑的潜意识（内在）冲动和潜意识（外在）社会关系的关键。这个说法比较复杂，像谜语一样。为了抓住其基本逻辑，我们需要考虑到福克斯对（精神分析概念中的）个体联想和团体联想所做的关键性的区分。尽管“个体联想基于大脑中的痕迹”，与弗洛伊德的记忆痕迹是关联的，但团体联想基于团体成员“潜意识的本能性的理解的共同基础”。因此，福克斯将某个团体内的所有交流均视为“团体背景下有意义的联想”（Foulkes，1990（1968a）；Foulkes & Anthony，1984（1957））。最终，福克斯认识到，他们因此获得了“潜意识解释的价值”。在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决定性进展”之后，正如福克斯自己所声称的，他能够将戈尔茨坦的系统观点——其“整体情境”的概念，与弗洛伊德进入潜意识心理的方法联系起来（Foulkes，1983（1948））。基于临床观察，福克斯意识到“自由联想绝不是独立于整体情境的”。就理论和临床而论，这是团体分析进入所有被压抑材料，包括社会潜意识的概念核心。然而，福克斯并没有澄清他说的“团体成员潜意识的直觉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它是类似于比昂所说的基本假设，还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基于团体和有机体之间相似性的性和攻击驱力？
从福克斯引述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对他来说，社会潜意识的概念有点儿像“直觉”，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纠结于其中，未能解决在使用它时遇到的诸多概念性困难。一开始，福克斯试图将社会潜意识从集体潜意识中区分开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与刘易斯合著的论文中，他没有对这两个术语做出清晰的区分。在之后的著作中，他才更清楚地区别了社会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这样的区分部分是通过描述由“普遍象征”（universal symbols）和“古老图像”（archaic images）主导的“原始水平”（primordial level）的团体交流实现的，对此，福克斯承认说“或许荣格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与其有一定的相关性”。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从社会人类学和现代社会学中汲取灵感。这些领域的观点本可给他提供另一种思路，例如马林诺夫斯基（1926，1936）对社会中神话功能的阐述，博克瑙（1967）对神话和原型的历史理解，或者沃格林（1938）和巴尔加斯的政治宗教概念（Schöttler，1997）。这些观点全都不同于荣格不带有政治意义的神话和神话学视角。或许对福克斯这样一位移民来说，他并不想与这些人的政治取向有什么关联，比如博克瑙战前是极“左”的，但在战后又极端反共。然而，这种立场让福克斯丧失了他本可用来阐述潜意识社会事实“巨大力量”（colossal forces）的重要特征的概念性工具。结果，他对“作为原型的父亲和母亲”（Foulkes & Anthony，1984（1957））及“原始水平的团体交流”的论述显得含糊不清，缺乏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的内容。由于一生中坚持不以英文重新发表其关于戈尔茨坦（1936）的早期论文，福克斯抹去了自己智力遗产中的重要痕迹。比如，戈尔茨坦和他的表兄弟——哲学家恩斯特·卡西雷尔的合作十分有助于深化理解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卡西雷尔（1923，1925，1929）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中将神话思维定义为其他所有符号形式，比如语言、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符号“基质”。在其最后一本书《国家的神话》中，卡西雷尔（1946）将戈尔茨坦关于个体符号病理学（如失语症）的早期研究拓展到社会领域。借助马林诺夫斯基在神话对社会的必要功能方面的观点，他以经过计算的、技术性地创造出来的“政治神话”的形式去描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集体符号病理现象。
从更加临床的角度来看，福克斯不曾解释社会事实如何影响个体的精神。虽然他暗示过社会事实的双重属性，即抑制和促进作用，但他没有说明其精神表征的过程。不像精神分析中压抑的潜意识建立在特定的防御机制基础上，主要应用压抑来对抗性驱力和攻击驱力，福克斯并没有详细列出与潜意识社会事实相关的防御过程。相反，他借助弗洛伊德“审查制度”的早期概念（Foulkes & Anthony，1984（1957）），宣称“审查制度”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类似的。因此，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潜意识的概念更具描述性，而非解释性。然而，就像贝恩菲尔德神经症社会定位的概念，社会潜意识包含的范围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领域。在福克斯看来，社会潜意识也跨越了文化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必然会通过父亲和母亲传递给成长中的婴儿，而这些文化和价值是由特定的国家、阶级、宗教和区域决定的。它们以言语和非言语的方式，本能地和带有情感地传递着，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即便是物体、运动、手势以及口音，也是通过文化团体的表征以这样的方式被决定的。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与社会化的概念和理论是相联系的。这就是社会研究所的学者，阿多尔诺、霍克海默尔和弗洛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权威性格”的社会-心理基础时想要寻找的联系。在德国，这样一种精神分析取向的社会化理论最终由洛伦泽（Lorenzer，1972），一位在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工作的精神分析师和社会科学家提出。在法国，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1975），一位希腊裔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承担了一个类似的项目。这些年来，福克斯（1972）越来越强调文化传递的重要性，而不是弗洛伊德曾认为的占主导的“有机的遗产”，尤其是在其论文“俄狄浦斯情结和退行”中提到的那样。在关于大团体的论文中，福克斯（1975）声称，“从团体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传递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是基因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更多是文化的传递，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关于文化传递的特定机制和动力，斯坦利·格林斯潘和斯图尔特·尚卡尔（Stanley Greenspan and Stuart Shanker，2004）在其《第一个想法》（The First Idea）一书中从精神分析、生物、历史以及哲学角度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
从福克斯认识论取向的角度来看，社会潜意识同样是个抽象的概念，属于另一知识和意义领域，该领域源于卡斯托里亚迪（1981）提出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岩浆”（magma）概念（卡斯托里亚迪用来描述不确定的、混合的存在的一个概念）。河南领先心理咨询整理自网络，旨在分享。